来源：国际能源网微信公众号

国际可再生能源署3月28日发布的《2023 年世界能源转型展望预览版》中提到：“想要实现对全球升温不超过1.5摄氏度的控制计划，需要在2050年前减少16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，保守估算，到2050年仍需减少35.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。”

但对于中国来说，大型央企发电集团依然以燃煤发电为主，即便是清洁能源占比较高的国家电投集团，其清洁能源占比也只有65.87%，华电集团的清洁能源占比为47.2%;大唐集团的清洁能源占比为42%;华能集团清洁能源占比为41%;国家能源集团占比最低，只有31%。

正如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研究院主任徐东所讲：“‘双碳’目标下，煤电仍是极端条件下顶峰发电的重要支撑，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方面发挥基础和兜底作用，在未来较长时间内，煤电与清洁能源相互融合、共同发展。根据预测，到2060年，我国仍需保留8-10亿千瓦煤电装机，承担基荷、调峰和供暖保障的任务。”

要保证2060年实现“碳中和”目标，就必须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把CCUS项目建起来，成本降下来。据IEA预测，到2050年，CCUS将为全球贡献约14%的二氧化碳减排量。所以发电公司试点CCUS项目是关乎生死的自我救赎之举。

而发展CCUS的现实情况却处处充满难题。一方面是CCUS项目初始投资金额非常大，根据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测算，5万吨、10万吨和15万吨的二氧化碳捕集项目，总投资分别需要5000多万元、9800万元和1.5亿元。项目运行成功后，每吨二氧化碳捕集成本基本在260-380元，成本较低的也需要200元/吨。

“在中国，如果CCUS能在2025年或2030年得到大规模推广，将分别需要约3290亿美元和5690亿美元的投资，如果时间推迟到2035年以后，总投资成本将飙升至6260亿美元”，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魏一鸣认为，CCUS部署得越晚，其投资成本就会越高。

另一方面是CCUS缺乏技术升级迭代和普及，就目前而言，很多CCUS新技术尚在实验室阶段。比如在利用二氧化碳进行油气开采过程中，国内始终难以解决的技术难题是二氧化碳这种酸性气体，腐蚀性比较强，虽然驱油效果好，但腐蚀问题一直困扰着CCUS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;更重要的一点，国内尚未形成关于CCUS有效的政策支持，项目没有补贴，也缺乏第三方参与进碳交易市场的体制机制，仅仅靠央企从社会责任角度出发，行业进展的速度自然快不起来。

最难的是捕集来的二氧化碳如何再利用，再利用的过程中如何不产生新的碳排放，也成为CCUS产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业内专家建议，一是要加强CCUS产业政策的顶层设计，从国家层面建立CCUS的发展战略，让CCUS从战略储备技术向战略新兴产业迈进;二是要多渠道、多措施对CCUS进行政策激励，以财政补贴、税收减免、贴息贷款、优惠电价等方式，让CCUS项目可以保本甚至能盈利;三是要建立项目审批和监管机制，对CCUS项目纳入全生命周期的监管，以此实现其规范化发展;四是建立CCUS参与碳交易市场的体制机制，许可第三方同过各种方式参与到CCUS产业中来;五是在CCUS技术升级迭代方面加大投资力度，给与相应的呈现一定周期性的资金投入，让CCUS技术不断升级拓展，以此降低成本。

总而言之，CCUS产业犹如二十年前的光伏产业一样，前景光明，奈何成本高企，商业模式单一，技术水平不高，不过中国的光伏产业在国家政策和国内企业的共同努力之下，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，那么CCUS产业呢?中国能否领军世界?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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